人工智能正走进金融体系的决策核心。它能把服务小客户的成本压下来，也能把责任推到一个说不清的地方。
在日前举行的2026外滩年会上，一场名为“金融领域AI治理：关键议题与可行路径”的圆桌就此开展讨论，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张文才、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珺、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阮国恒、欧洲50集团主席Lorenzo BINI SMAGHI用一小时讨论同一个问题：机器做了决定，人还担不担责。圆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Marshall MILLS主持。
张文才说得最直接：“尽管技术来自其他机构，金融机构仍然要承担责任，对人工智能进行决策并负责。”
他给出世界银行的调查：只有11%的新兴市场金融监管机构在使用AI赋能的监管工具，约50%的机构表示没有足够的人员和工具进行有效监管。“现在对于这个问题有两个不同的速度。”走得快的已用AI预防和侦查欺诈，走得慢的几乎没有工具。两边共同面对的，则是对少数云服务商和模型商的过度依赖。
他主张“借鉴而非重新发明”：能力有限的国家先把数字身份纳入数据保护和支付体系，资源投向风险最高的领域；同时让网络安全、数据保护机构“坐在同一个房间”协调决策，跨境共享监管工具与早期预警。
元股证券:ygzq.hk刘珺把问题推向更前。在他看来，治理的第一道关口不是技术标准，而是身份认定。“人工智能究竟是会成为与人类地位平等的法律主体，还是仅仅作为一种辅助人类的技术工具？”
身份之争的背后是责任落点。过去银行用一套系统办业务，出了事银行担责；但AI链条上有算法开发者、部署方、使用方和终端用户。“最终责任究竟应当由谁承担？人工智能算法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处于黑箱之中，责任的认定与核实在当前阶段十分困难。”
他列出四重错配：监管要求充分披露，算法参数却难以披露；数据须本地存储，数据与算法却没有国界；各国都不愿把控制权交给别国，于是有了“主权人工智能”；银行业以信用立身，却难以对闭源、开源等模型给出信用评分。
配资介绍解法是把AI视作“类人的准法律主体”，与现有市场参与者治理体系并轨，把AI产生的数据轨迹纳入同一体系，“实现从源头到终点的全流程覆盖”。工行已部署数百个模型，按业务线细分哪些节点必须由人处理。涉及定价管理且敞口巨大的业务，“人必须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
阮国恒带来的是监管者的经验。他指出，AI应用从助理到生成式再到代理式，“走得越前，面对的挑战越大”。最关键的“情境挑战”在于，70%的银行向金管局表示，人工智能、代币化、分布式分类账技术和云端等相关部署已进入董事局层面的讨论。“如果只把技术当作提升生产力的工具，只需要做各式各样的测试……但这是对治理狭义的理解。”银行实际是以技术重构商业模式，从用例选择到事故处理，全生命周期都在治理框架内。
责任分配上他主张共担，但要有框架。以深度伪造诈骗为例：银行发现可疑而未行动，应由银行担责；客户不保持警觉而受损，应由客户负责。“但在两者中间，通常在90%的情况下，需要每个案例逐一分析和判断。”他提到，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要求技术提供者承担一定责任。监管上，他强调监管者应多发挥支持、协助作用，给银行留出“快速试错”的空间。10月15日，金管局已公布“ART”框架，即可问责、具韧性、可信赖。
Lorenzo BINI SMAGHI把视角拉到一般均衡。他认为真正的世界不是“人类选择是否信任人工智能”，而是人人拥有智能体，人类需要获得智能体的信任，智能体之间也要彼此建立信任。“金融机构的客户可能更相信自己的智能体而不是银行或监管者，目前我们对于这样的局面还不具备管控能力。”
他用凯恩斯的选美竞赛作比：音乐还在播放时人人都要跳舞，关键是谁更早知道音乐何时停止。“但我们如果拥有一群非常聪明的智能体，它们就会同时扑向同一把椅子，而这会引发市场剧烈震荡。”
由此他提出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智能体的激励机制怎么设计？人类交易员的薪酬要对未来六到十年的行为负责。“我们尚且不知道如何为智能体建立激励机制，以让它们能够参考久远的历史信息。”他接着说：“我没有答案，但我们可能会在下一轮危机中找到答案。”
收尾时主持人请四人各说一件未来一两年最该做的事配资开户流程详解，答案高度一致。BINI SMAGHI说，政策制定者应与金融机构协同而非对立，这是学习的过程。刘珺说，没有哪个国家能独立解决问题；他建议借鉴法律领域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AI若无法实现可解释性和互操作性，就应当被搁置，这正是人类可按下的“紧急关停”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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